主 持 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蔡乐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编者按：在近代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生过一系列值得我们铭记的重大事件。其中，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但它既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又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前奏。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房德邻、蔡乐苏、马勇等近代史专家回顾这段历史，畅谈个人感悟，希望能与读者共飨历史阅读的愉悦。

一、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主持人：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么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之后就开始了。但史学界在谈到此问题时，对洋务运动评价并不高，而对戊戌变法总是另眼相看，往往把它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为什么？

房：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中国现代化运动则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当时叫作“自强运动”，后人称为“洋务运动”，主要是从经济领域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看，各国都是从经济领域的现化运动开始的，以后才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运动。所以，中国从自强运动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它为以后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封建传统长久的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也相应地有一个较长的时期，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它不允许中国有一个长时间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在1894至1895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震动。中国的知识界和官员有不少人都认识到仅靠自强运动是不能保住大清江山的，也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因此必须进行变法。所谓变法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当时各个派别和集团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主张又是言人人殊的。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当时提出了一套学习日本的全面变革的政治纲领，并且大体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于是有了103天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触动了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为现代国家的建立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以后发生的历次革命运动，从现代化的进程看，都是以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变革为目的的，因而与戊戌变法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也正因为如此，史学界才会把戊戌变法视作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蔡：自110年前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这样说，这一变化是与戊戌变法相连的。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整体的、长远的改革设想。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旧体制已不能适应列国竞争的新时代，要在列国竞争的世界中生存与发展，唯有采用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可见，康有为看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立法行政混为一体的弊端，决心效法西方，在中央设制度局，使立法独立于行政之外。为使行政系统与新立法规相匹配，康有为又提出在中央设立十二专局、在地方设立新政局与民政局。而且康有为还认识到，要建立这样的体制，最根本的是培养大批人材；要培养人材，就需要废科举，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这些改革的主张和举措足以说明戊戌变法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它独特的作用和地位。

马：现在说戊戌变法，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的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以光绪帝为主导、由康有为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运行机制；而广义的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运动”，是指自《马关条约》签订后至1898年秋维新运动因政治变动而中止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政治制度上的变动并不是主要的，主要任务和下手处是“维新”二字。“维新”的概念原本是中国古典的，大意是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在旧有国家形态上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这个概念被日本人所运用，成就了“明治维新”，使日本步入现代化之路。中国虽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但知耻而后勇，开始向先前的敌手学习，开始了中国的“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戊戌一代中国人所具有的世界意识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确实值得我们纪念。

二、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

主持人：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谈起戊戌变法，一些人还是不禁要为它的失败而叹息。那么，历史为什么没有沿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房：甲午战争以后，朝野上下一片变法声浪，除了维新派以外，一些高官也主张变法，地方大员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中央则有帝师翁同龢等，光绪帝的态度也非常积极。这就表明，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洋务运动已经不满，要求有进一步的改革。但是，这“进一步的改革”内涵是什么，各人的主张是并不相同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以开明的张之洞为例，他在《劝学篇》中说，议院将来是要设的，但现在不行，现在也不能兴民权，只能扩大一点学习西方的内容，具体说就是更大范围地在教育和财政领域学习西方。又如，慈禧也不反对变法，光绪皇帝宣布开始变法的《明定国是诏》就是奉慈禧的懿旨而颁发的。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这是因为慈禧不让废漕运。这个事例似可说明，百日维新中皇帝的变法诏令，大多是得到慈禧认可的。所以百日维新不是光绪皇帝一个人的主张。慈禧虽然同意变法，但对光绪的变法主张又不是都同意。她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设制度局、开议政院这一类变革制度的建议。正是在慈禧的阻挠下，维新派这一类的建议都未被采纳。所谓维新和守旧的斗争也就集中在这上面，双方的矛盾也是因此而激化的。

马：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1898年的中国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局（或称懋勤殿）？从戊戌变法的最后结局来看，当时显然还不存在这样的条件。这一点或许正像恭亲王奕訢和张之洞等大员所看到的那样，大清王朝不是没有专门的议政机构，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中期设立的军机处，都不是执行机构，而是议政机构。所以在改革一开始，反对另行设立议政机构的人都敏感地意识到康有为的这一做法可能蕴含有“废我军机”的企图，因此千方百计不让他得逞。而从康有为自身看，也确实像一些反对者所批评的那样，他对权力有着急切的期待。现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证实，1898年他所获得的几次举荐，差不多都是自己代笔完成的。特别是光绪帝9月13日开始考虑在内廷设立懋勤殿的时候，康有为当天获悉后就大肆活动，连哄带劝让王照、徐致靖分别按照他提供的名单写了两份举荐奏折，而康有为的名字就赫然在册。所以，当时康有为另行设立议政机构的建议，虽然有分离议政权和行政权的意味，但更多的是想使自己和其他维新人士来掌握大权。好人要求掌权并没有大错，毛遂自荐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但这种量身定做的制度必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而且注定会激化矛盾，自树敌人。由此似乎也可以说，维新派是自己给自己酿了一杯苦酒。

蔡：戊戌变法很快就走向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能不说，这就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和年轻的光绪帝实在缺乏政治经验。改革是从上至下进行的，这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所能接受的改革内容及其后果。以当时清廷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手里的这种政治实际看，改革是必须经过“后党”同意的，否则就难以推行。康有为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他不但没有时时提醒光绪帝注意争取太后的支持，反倒时时鼓励光绪帝学习俄国彼得大帝“乾纲独断”，这就远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当变法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冲突时，康有为秘密建议光绪帝在军事将领中寻找自己的亲信，以备不测。这就是企图用武装手段来实行变法了。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谕令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晋见，并加赏侍郎衔。此举无疑会引起后党极大的警惕。史料记载，直隶总督荣禄得到这个消息后“颇觉骇异”。袁世凯晋见光绪帝是在9月16日，17日光绪帝就有密诏传出，说他皇位难保，要谭嗣同等设法相救。康有为在18日见到密诏，立刻与谭嗣同等商议办法，谭嗣同当晚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起兵勤王，“锢后杀禄”。而19日下午慈禧就从颐和园回宫了，光绪帝在宫中的一切活动都在慈禧的掌控之下。到21日，上谕即宣布慈禧训政。这一切足可说明，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和光绪，从和平变法开始，却逐步走向武装政变之路，铤而走险，最后归于失败也就无可避免了。

主持人：照此说来，戊戌变法本来是清政府实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但在改革的进程中却分化出改革和反改革两股势力，且都怀以武力解决对手之心，导致双方矛盾迅速激化，最后以政变的形式结束。对于政变发生的起因、进程等，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不知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研究又取得哪些进展？

马：戊戌变法以政变的形式收场，原因很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也属正常。多年来，我们已经熟悉或者说相信康梁系的话语解释，以为是清政府内部的权力冲突导致慈禧对“光绪帝—康梁系”维新势力进行武力镇压，从而阻断了维新运动的进程。其实，这种解读是有问题的。最近20多年的研究表明，在1898年秋天的北京，确实发生了一场政变，但这场政变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清政府对维新势力进行镇压，也要看到先有康有为策划武装暴动，企图利用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军及毕永年、唐才常等江湖力量，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试图以暴力手段解决反对派，推动变法。然而，改革者的这些举措很快被后党获悉，于是慈禧迅速出击，逮捕、杀戮六君子，康梁等人也被迫流亡海外。所以，我认为，对戊戌变法的失败，顽固派固然难辞其咎，但维新派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蔡：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改革与保守这两种对抗力量之外，还缠绕着是联英日还是联俄的矛盾、满族特权阶层与汉族官僚势力的矛盾、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汉族高官实力派李鸿章集团与张之洞集团的矛盾、维新派内部激进与稳健的矛盾等。这些矛盾使改革陷入纷繁复杂的纠葛之中，没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判断能力是很难处理得当的。光绪想有所作为，因而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思想，并试图以果断猛锐的措施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推进改革。但他没有很好地考虑如何争取慈禧尽可能多的支持，也没有考虑如何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更没有找到真正忠心耿耿执行改革措施而又有实权的文武大臣。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发诏书、谕旨，以为这就是维新变法了。更有甚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连续罢免礼部六堂官、撤消一批闲散机构，又将树大根深的李鸿章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赶走，这就促使反对改革的势力迅速集结到一起，形成与维新新派对峙的局面。

政变的发生有一个由隐蔽到公开的过程，是反改革势力群体谋划的结果，而非一人一事所致。礼部堂官被罢免之后，怀塔布的夫人就到慈禧那里倾诉对光绪的怨恨。裁撤冗署的行动更增加了这种怨恨，而且使许多官员惶惶然消极待变。更为关键的是，将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使之处于改革的对立面。于是，李鸿章的亲信杨崇伊便出而与荣禄等实权派人物串通，密谋策划如何说服慈禧阻止光绪继续改革。而恰在此时，光绪又轻率地听信了康有为的主意，诏令袁世凯迅速进京陛见，并示以殊宠。此一拙举，深深触动了慈禧与荣禄。这两人本来就视兵权如命脉，光绪诏袁，明摆着是要与荣禄和太后分享兵权，荣禄与慈禧不可能莫然置之！再说狡黠世故的袁世凯奉旨进京，虽得到光绪帝的宠信，但他不可能不权衡当时各方实力的强弱与自己一举一动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从表面上看，他是两边都不得罪，实际上则是更加频繁地与顶头上司荣禄联络，以取得慈禧和荣禄的信任。不能否认，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但目前还不能说是袁世凯告密，政变才发生。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认为还值得更加深入、细致地探讨。

房：慈禧训政的过程扑朔迷离，至今也未能完全搞清楚。其中，袁世凯告密与否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是9月20日下午回到天津后即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夜说勤王之事，但是因为有客人来，打断了谈话，9月21日上午袁世凯才把详情报告给荣禄，晚间御史杨崇伊从北京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已经训政。《日记》说“业已自内先发矣”，就是说慈禧训政并不是因为他的告密引起的。袁的说法有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在9月21日政变当天，有旨拿办康有为和他的弟弟康广仁，但未及谭嗣同，这说明政变时慈禧尚未接到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接到告密则必拿办谭嗣同。但是上述过程也留下一个重要疑点：如果荣禄转报袁世凯告密内容是在得到慈禧训政的消息之后，那么荣禄和袁世凯还能得到慈禧的信任吗？

清代官方史料记载拿办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章京的上谕是在9月24日发出的，由此推断慈禧得到天津来的密报当在23日，但这一日期太晚，很不合情理。所以有学者认为密报当在23日由杨崇伊从天津返回北京时带回,但这种解释也没有说服力。荣禄将“锢后杀禄”的密谋从从容容地交给御史回告，慈禧能饶恕他吗？今年年初我读《皮锡瑞日记》（正在整理出版中）发现一条史料，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日记》1898年11月1日（光绪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记，谭嗣同灵柩已到长沙，其仆言谭于初六日夜捕拿入朝，即下刑部。这“初六日夜”就是9月21日政变当天的夜晚。这条史料说明：荣禄从天津向慈禧奏报维新党人密谋事应该是在21日上午,其时他尚不知道北京已经宣布慈禧训政,所以他的奏报尚属及时，也表明他和袁世凯对慈禧的忠心；而慈禧应该是在下午接到奏报，所以谭嗣同在当夜被捕。

蔡：这里我也要介绍一条长期未引起学界注意的史料：近年国家清史工程整理出版了《恽毓鼎澄斋日记》，恽氏曾为皇帝的起居注官，关于政变的发生有一段重要议论，补记于1899年4月14日这个不太起眼的日子。在政变发生极关键的八月初四日，恽氏曾记：“至粤东馆赴梁铃远同年之约，席间所闻，深堪骇诧。”到1899年4月14日,在补记上年八月初四日事时他是这样写的：“按此即已闻北洋生变，颐和密谋，朝局翻变在指顾间，而未便明记也。”恽氏此记，文字虽不多，但足以证实，八月初四，毫无疑问政变已成定局。恽氏认为：“参政四卿中，谭复生捷智自矜，思以禄位宠异袁世凯，以殊荣禄，使太后孤立，即可无障碍。当时林暾谷（林旭）曾以诗代柬讽之，有‘伏浦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之句。盖以董福祥粗勇易制，虑世凯难于利用也。果尔世凯还津，而荣禄入京，径趋淀园。杨崇伊又袖疏密达西朝。德宗既无腹心之大臣，又乏效忠之武将。复生则志大才疏，暾谷亦少年新进。虽以刘裴村（光弟）年丈之持重，杨叔峤（锐）之绩学，亦依违其间，无所匡正。临时更懵然罔觉，漫无布置，不旋踵而祸作。四卿相继就逮，骈首市曹。其祸且更惨于唐之八司马矣。太后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迹其所为，直与郑庄之待叔段无异，而以区区数书生与之角，庸有幸乎？”恽毓鼎是同情变法之人，又与皇帝亲近，对宫廷情况了如指掌，故他的分析，无一虚言，字字句句均值得后人玩味深思。

三、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主持人：我们今天回顾戊戌变法，是为了将来。今天重温历史，又能收获什么新知呢？

房：戊戌变法的失败告诉我们，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操之过急。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从理论上说将会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也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要求改革者不能没有周全的设计。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光绪对此几乎是全然不顾，因此很多改革措施都遭到强力反对，反对者并非都是上层的顽固分子，也有中下层官员、士子和民众。譬如：科考改试策论，这涉及到“十年寒窗”的士子，一下子断送了他们的前程，他们能不反对吗？所以一些士子要结队到北京来找康有为算账，要把他打死；裁汰冗官、合并衙门，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诏令一下，就使一些官员丢了生计，他们能不反对吗？所以一些衙门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废淫寺”，就是把一些寺庙改为学堂，这涉及到广泛的民间信仰，也必然遭到广泛的反对；修整北京赃乱的街道，这是好事，但是吏役驱赶小贩，搞得鸡飞狗跳，民无以为生，这又引来御史弹劾。

马：一些人往往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感到可惜。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已经发生的历史除了偶然的原因外，关键还是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如果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变法运动之所以失败，虽也不排除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缺乏成功的必然性。其最根本之点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育和成长，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所以维新阵营其实还是先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虽然有了一些新观念新思想，但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找到变法、变革的真正力量。像康有为，我们承认他在戊戌年间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士大夫的旧思想和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旧手段，在他身上也格外突出。其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已有所发展，但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所以以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诉求的戊戌变法最后归于失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换一个视角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也为后来的中国社会变动、中国的革命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可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当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腐败的清政府连真心诚意帮助他们变法的六君子都不放过，谁能相信他们会推动中国进步呢？中国进步的前提只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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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几乎与这一运动同时出现，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混乱背景，除政治高层外，似乎也没有人真正清楚全部过程与原因。像运动过后不久出现的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由于作者就是当事者，所以很难作为信史。但这部作品和康有为后来的陈述如《康南海自编年谱》都不同程度强化了康梁系话语，而来自清政府方面的解释几乎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比较具有学术意味的研究，在祖国大陆有王栻的《维新运动》、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在港台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康有为戊戌真奏议》等。在资料整理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大册、国家档案局组织整理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一册以及近些年整理出版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全集或文集。最近十几年，戊戌变法再度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个广受关注的题目，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晚清史探微》、《晚清佚闻丛考》、《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与村田雄二郎合著），茅海健的《戊戌变法史事考》，蔡乐苏、张勇、王宪明合著的《戊戌变法述论稿》，马勇的《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8年中国故事》等。